11月8日，将成为美国首位女性副总统的卡玛拉·哈里斯发表胜选演讲。罕见地，这次胜选演讲的出场顺序和往常不一样，当选副总统（Vice president-elect）在当选总统（president-elect）之前发言。
哈里斯的母亲生前常对她说：“你可能会在很多事情上创下‘第一次’，但请确保你不会是最后一位。”
她的身份很多元，是一位女性，同时也是印度和牙买加混血（亚裔和非裔）。
在卡玛拉母亲的出生地——印度南部的一个小村庄——人们也在欢庆卡玛拉和拜登的胜利。
图源：AP
有媒体形容哈里斯是一个“一生都在打破玻璃天花板的人”。正如母亲所教导的那样，哈里斯在职业生涯中，突破因为身份带来的重重阻碍，创下了许多第一次。
2016年，她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成为该州首位非裔参议员——在以开放、多元的加州，这个“首位”也不过出现在几年前。同时，她也是参议院中的首位南亚裔。
母亲的这句教导，哈里斯用在了胜选演讲中。“我可能是白宫第一位女性（副总统），但我不会是最后一个。”身着白色西装和衬衫的哈里斯神采奕奕地说道，“因为今晚，每一个电视机前的小女孩都能看到，自己身处在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国度。”
她感谢了所有女性选民——白人、非裔、亚裔、拉丁裔，尤其是“经常被忽视、但却总是能证明自己是民主脊梁”的黑人女性。
“纵观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女性）为今晚这一刻铺平了道路。”她说，“为所有人的平等、自由和正义而奋斗并作出牺牲的女性。”
作为美国史上最高级别的女性民选官员，哈里斯的胜利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作为首位攀上权力高峰的美国少数族裔女性，哈里斯让整个世界看到，女性，特别是“有色人种”女性，能创造出无数可能的无穷潜力。
胜选演讲夜，哈里斯、拜登和各自的伴侣
图源：路透社
上种族隔离学校的小女孩 当上了参议院
1964年10月20日，卡玛拉·哈里斯出身在美国一个移民家庭里。她的父母都来自知识阶层：母亲沙玛拉·高普兰是一位研究乳腺癌的专家，父亲唐纳德·哈里斯是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哈里斯的父母
图源：纽约时报
即便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黑人”身份也始终烙印在小哈里斯身上，时刻提醒着她“和别人不一样”。
哈里斯曾公开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住在伯克利西部“黑人聚居区”的小女孩，每天要乘坐公交车穿过白人社区的学校，一切只因为，黑人被视作“二等公民”，不应当与白人孩子上一样的学校。
故事里的小女孩，是哈里斯自己；而这段经历，她是含泪讲给拜登听的。
幼年时的哈里斯
图源：哈里斯推特
那是在民主党内初选第一次辩论，同为党内总统候选人的哈里斯和拜登同台。她指责拜登三十多年前的一次投票涉嫌种族歧视——1970年代，参议员拜登是联邦政府将黑人儿童送往种族隔离政策的支持者。
拜登无言以对。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作为“有色人种”，哈里斯从小的生活环境多么糟糕。
但是，她又是幸运的，因为和其他底层移民家庭不同，哈里斯的家庭有能力让她接受良好的教育。同时，小时候就和父母一起上街参加民权运动，更是在她心里种下了一颗信念的种子。
哈里斯5岁的时候，父母离婚。她和妹妹跟着母亲高普兰生活，她也正是哈里斯精神和价值层面的领路人。
高普兰的出身很优渥，来自印度一个高种姓家庭。高普兰的父亲是高级别外交官，母亲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创办家暴受害者收容中心，给女性普及避孕知识。
更难得的是，高普兰的父母都十分开明。在父亲的支持下，19岁的高普兰从印度德里大学毕业后，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营养学与内分泌学博士学位。
哈里斯、玛雅和她们的母亲（右一）以及祖父母
图源：网络
在伯克利接受高等教育时，高普兰经常参与民权运动，并因此结识了来自加勒比地区岛国牙买加的哈里斯，并因此而相识相爱。
因为爱情，高普兰决定拒绝家庭“包办婚姻”，留在了美国。
在自传中，哈里斯骄傲地提到母亲高普兰的坚强和独立：哈里斯快出生时，高普兰正在实验室工作；也正是这一年，她拿到博士学位。
高普兰为两个女儿取名，借鉴的是印度神话：大女儿叫卡玛拉（Kamala），意思是莲花；小女儿玛雅（Maya），意思是幻象。
她解释，这一方面希望女儿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她相信，“崇拜女神的文化会孕育坚强的女性。”
年轻时的高普兰（左），正参加民权运动
图源：网络
哈里斯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从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拿到法学博士学位后，她先是从一个无名小县的地方检察官做起，到旧金山市检察官办公室，然后在2010年当选加州总检察长。
2013年，总统奥巴马对她的评价是：不仅有令人赞赏的的才能，聪颖过人的智慧，还有“专注而坚韧”的品格。
女性从政到底有多难？
哈里斯正式在政坛崭露头角，是在2016年。当时，加州参议员Barbara Boxer计划退休。在此之前，哈里斯在加州当了24年初级参议员。
在检察官生涯中，哈里斯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打击跨国毒品犯罪和性犯罪，推进平权等问题上有很好的表现。
因此，在竞选加州参议员的路上，哈里斯走得很顺，得到了党内和超8成民众的支持。
不过，哈里斯的成功，并不能掩盖少数族裔女性在政治方面遭遇的不平等。作为个例，哈里斯的成功，更多倚赖的是个人努力。
美国妇女与政治中心指出，截至2017年6月，没有黑人女性当选过州长，黑人女性占所有国会议员全体的3.6%。3年过去，情况并没有很大的改变，美国仍然没有黑人女州长，黑人女参议员的比例仍旧很低。
Barbara Jordan，民主党人，民权运动领导人，她也是首位当选众议员的非裔女性
图源：Wikipedia
在政坛，人少势寡的不仅是黑人女性，其他少数族裔的女性境况也大同小异，甚至更糟糕。从1964年到现在，美国国会一共不过有70位少数族裔女性当选，其中非裔最多，共有47位，拉丁裔有20位，亚裔最少，只有13位。
2019年，参众两院选举结束后，某种程度创下了一个进步：535名参众议员中，有色人种女性有47名，占总数的8.8%——尽管比例仍旧很低，但已经比过去要多。
作为参议员，哈里斯很快凭借专业素养声名鹊起。用《纽约时报》的话来说，她是一位极富魅力的政治明星。通过运用自己检察官的技能在确认听证会上质问特朗普任命的内阁提名者，哈里斯迅速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中崭露头角。
当特朗普深陷“通俄门”事件时，哈里斯就俄罗斯调查向时任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抛出数个尖锐的问题，令对方大汗淋漓。
“我不能被催促得这么快，这让我紧张。”塞申斯在她发言90秒后，请求她放慢询问速度。
哈里斯在听证会上的犀利表现在民主党内吸了一波好感
图源：洛杉矶时报
不久后，“哈里斯有参加2020年大选的野心”这一传言，走漏了出来。
不过，这一次，“幸运”的哈里斯很快在党内选举中遇挫。因为缺乏资金和必要的人员，她宣布退选。有观点称，2020年大选至关重要，“民主党不愿意将赌注押在任何不是白人的候选人身上”。
哈里斯不仅不是白人，还是女性，这意味着风险和冒进。最后，民主党决定打出一张安全牌，“老白男”拜登。
这时候，幸运之神，再度徘徊在哈里斯头上。
正因为拜登“太安全”、太出不了错，这可能意味着无聊和平淡。拜登的竞选策略之一，就是把自己塑造成站在特朗普对立面的人——他分裂，他包容，他种族歧视，他推崇平等，他“有毒”，他有“解药”。
原本，拜登只是想寻找一位女性搭档，有11个选项：比如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密歇根州长格雷琴·惠特默，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同是非裔的佛州众议员瓦尔·戴明斯和加州众议员卡伦·巴斯，当然也有哈里斯。
民主党内选举第一次辩论，哈里斯攻击了拜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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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有不少哈里斯的负面评论。有人说，她在第一次辩论时和拜登对线表现出攻击性，而且毫无悔意，为人太有野心，甚至可能“以错误的方式与他人发生冲突”。
这些负面评价外，也有一些称赞的声音，比如从政风格来说，哈里斯身上最大的标签是“务实”。
她不喜欢太过宏观的政策，更在意政策的可实施性，与普通人的关联。比如党内初选时，她曾许诺，自己将每年向选民报告自己的施政业绩，让选民监督她每一个政策执行过程、每一个过程，而不是等到四年任期结束才报告，或者许多一些美好愿景和“空中楼阁”。
今年6月，非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死于白人警察暴力执法，全美掀起“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运动。正是这场运动，让选择非裔女性作为竞选搭档成为拜登的倾向。
除了作为公务员拥有出色的履历外，哈里斯充满活力的年轻形象能平衡拜登的形象。拜登77岁，她55岁（在今年10月20日满56岁），她来自西海岸，他来自东海岸，拜登是白人男性，哈里斯是少数族裔女性。
就这样，哈里斯被冠上“女版”奥巴马的名号，成为拜登的竞选搭档。
《纽约时报》社论称，哈里斯“代表了一个断断续续朝着机会平等和正义平等方向前进的美国”。
参加民权运动，争取自身权益的黑人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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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e and the Hoe”
“乔和破鞋”
拜登宣布哈里斯是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不久后，亚马逊上出现了一款T恤，上面印着这样的图案： “Joe and the Hoe”。
事情发酵后，亚马逊迅速下架了这款T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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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e”的原意是锄头，在俚语里和“Whore”（破鞋）是一个意思。Joe是拜登的名字，Hoe骂的是哈里斯。
除了印在T恤上，不少男性在推特上也嘻嘻哈哈转发了这张图片，比如和休斯顿火箭队合作超过30年的著名摄影师，Bill Baptist。
他们想表达的观点是，哈里斯无非是“搞破鞋”、当小三搭上大佬，靠情妇身份打入核心政治圈而已，没什么真本事。
哈里斯的这段绯闻发生在1994年。当时，29岁的哈里斯结识当时州议会议长威利·布朗（Willie Brown），后者当时60岁了。
布朗和哈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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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在旧金山社交圈以风流闻名。他和妻子分居多年没有离婚，在外绯闻不断，交过许多女友，哈里斯是其中之一。两人的关系在当时是公开的，并不是秘密。这段感情不久后结束了。
2019年1月，哈里斯宣布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后，布朗突然在《旧金山纪事报》发表一篇名为《是，我和卡玛拉·哈里斯约会过，那又怎样？》的文章，称自己是哈里斯的“糖爹”和“伯乐”：任命她为州议会两个委员会的成员，安排她到加州失业保险上诉委员会、加州医疗援助委员会等机构挂名，还送过她一辆宝马车。
布朗撰文：《是，我和卡玛拉·哈里斯约会过，那又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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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任命她（哈里斯）为州议会委员会成员并支持她竞选地方检察官，对她的职业生涯产生影响，不过我也影响过许多其他政客，比如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参议员黛安·费恩斯坦（Dianne Feinstein）”他写道，“不同之处在于， 哈里斯是唯一一个在我帮助她后，发信息警告我的人。她说，如果我再从中干预，她作为检察官一定会起诉我。”
对于“蹭热度”的前任，哈里斯没有给出任何批评。
她平静地回应：“毫无疑问，我是一个独立于他的人， 他现在可能对于无法控制我这个事实感到恐惧。他的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了，但接下来的四十年，我还要大展身手。我什么也不欠他。”
哈里斯表示，如果怀疑自己和布朗存在“不正当勾结”，大可调查或者起诉自己。
哈里斯被喊“破鞋”，遭遇“荡妇羞耻”，主要原因还是她是女性。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遭遇十几起性侵性骚扰指控，几乎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纵观历史，男性候选人或是政治家，鲜少因为私生活而遭遇 “荡夫羞耻”。
作为女性候选人，哈里斯遭遇的问题不止是这些。从不掩盖自己歧视倾向的特朗普甚至故意不叫对她的名字，喊她“讨厌的人”。
因为提名大法官卡瓦诺事件，特朗普和哈里斯闹得很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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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史上得到主要政党提名的第三位女性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前任”们的遭遇，或许正说明，女性身份可能是一个大阻碍，美国的选民对女性副总统的接受度，并不是那么高。
有意大利血统的杰拉尔丁·费拉罗是198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的选伴，也是第一位得到主要政党提名的女性副总统候选人。
费拉罗和蒙代尔
图源：纽约时报
费拉罗留着金色短发，展现的是优雅中产阶级女性形象。南方州的白人选民对于她的女性身份十分抵制。在密西西比州的时候，一位老农问费拉罗：“小姐，你的蓝莓馅饼做得好吗？”显然，人们认为家庭事务才是女性的主场。
《时代》当时还就此做了个调查，发现许多选民认为“费拉罗对蒙代尔的伤害大于帮助”，甚至还有女性选民称，自己“是一名思想开放的女性，但不赞同妇女在华盛顿做事”。
2008年，共和党德高望重的政治家麦凯恩参选，选择了阿拉斯加首位女州长萨拉·佩林作为搭档。佩林是一位保守派政治家，极度反对堕胎。佩林此前并不有名，大家对她的关注也不过集中在“是个美女”，曾经在选美比赛中拍过“裸照”这些花边信息上。
佩林年轻时曾是选美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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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故事大家知道了，麦凯恩和佩林输给了奥巴马和拜登。在自己的自传中，麦凯恩写道，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在挑选竞选搭档时犯了错，不应该放弃前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而选择佩林。
对于这个有点“捅刀子”的说法，佩林说自己像是遭受“沉重一击”：“这与参议员麦凯恩这些年来对我说的话不一样。他多次向我道歉，他向竞选团队的人致歉。”
佩林和特朗普走得很近，这可能也是“反川”先锋麦凯恩后悔的原因之一
图源：纽约时报
但今年，尽管同样遭遇到质疑和反对，大部分美国人用选票表示了对哈里斯的认可。
《大西洋月刊》认为，哈里斯的遭遇其实恰恰激发了许多女性的同感，“和哈里斯一样， 女性已经习惯因直言不讳受到批评，因为有野心和抱负而被视作威胁。”
哈里斯的成功也离不开其他女性的努力。1920年，美国女性有了投票权；1965年，有色人种女性才有了普选权；又过了55年，美国终于等来一位女性副总统。
“雪莉·奇斯霍尔姆、卡罗尔·莫斯利、妮基·海莉和其他有色人种女性，作为首批赢得政治职位，同时承受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女性，为她（哈里斯）铺平了道路。”
佛罗里达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政治学评论》的编辑莎朗·奥斯丁对ABC（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杰拉尔丁·费拉罗，萨拉·佩林和希拉里·克林顿也为她铺平了道路。”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