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说说老通州洋人那些事儿——老通州的西洋教堂
2022-06-10 20:10
发布于：北京市
说说
老通州洋人
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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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通州的西洋教堂
西洋教堂是欧美人普遍信奉的基督教教堂。基督教分为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唐朝时基督教已传入中国，当时称为“景教”。元朝时，罗马教皇尼古拉四世派教士意大利人孟高维诺来中国传教。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孟高维诺抵达元大都，觐见忽必烈之孙元成宗，获准居留大都传教。他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城内）建了两座教堂，教皇克莱门特五世设立汗八里总教区，任命孟高维诺为总主教，统理中国及东亚教务。元末战乱，北京的天主教教堂均被毁。
明朝军队攻占大都后，汗八里总教区被撤销。到了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世纪之交，名人相会，无巧不成书。就在这一年，漕运总督刘东星接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中国启蒙思想家的先驱李卓吾到山东济宁，通州马经纶来会；恰巧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带着准备呈献给万历皇帝的礼品，循运河北上经过济宁，更巧的是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赴南京探望恩师焦竑也经过济宁，他们得知李卓吾在济宁，不约而同前去拜访。“开中西交流风气之先”的徐光启与“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的利玛窦，不期而遇，天作之合！
利玛窦在“西学东渐”和“东学西传”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立足于“交流”而非“传播”，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翻译成拉丁文传回意大利出版，使西方国家开始知道中国有位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利玛窦的《中国札记》和早年翻译的儒学经典，成为欧洲人正面观察中国历史文化的窗口。《四库全书》编纂者将他编著的《乾坤体义》作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长期以来，西方许多人，尤其是天主教徒将利玛窦视为令人景仰的，“诱导异教徒皈依的”传教士；而东方却将他视为促进东西方交流的科学家。这种评价主要是因为他向东亚地区传播了西方的几何学、地理学知识，以及人文主义和天主教的观点，同时又向西方介绍了中国文化。也因此，他被视为“欧洲汉学之父”。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历经千辛万苦的利玛窦，从济宁乘船走运河终于到了北京通州。他在通州停留数日，等候万历皇帝的召见，为通州写下这样的文字：“经由运河进入皇城，神父们一路看到把梁木捆在一起的巨大木排和满载木材的船，由数以千计的人，非常吃力地拉着沿岸跋涉。其中有些一天只能走五六英里。其中有的一根梁就价值三千金币之多，有些木排长达两英里。中国人喜欢用砖而不用石，供皇宫所用的砖可能由大船从一千五百英里之外运来。仅是为此就使用了许多船只，日夜不断运行。”
万历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从通州到北京紫禁城，进献皇帝的礼品既有圣母像、十字架等宗教物品，又有自鸣钟、西洋琴等日用器物。万历皇帝对这些贡品兴趣十足。对那些宗教圣物，万历皇帝既觉新奇又感敬畏，他把十字架上的耶稣称为“活神仙”，并把圣母像送给母亲李太后，李太后是通州漷县永乐店人，特别喜爱圣母像。万历皇帝特别喜爱大小两架自鸣钟，小的那架被他带在身边时常把玩；大的那架被置于精美的阁楼之中，在宫内专司报时。由于自鸣钟构造复杂，需要时常维护，传教士们便被允许定期进宫对其进行检修。对利玛窦进奉的西洋琴，万历皇帝也备感好奇，他命利玛窦教太监演奏。利玛窦让助手庞迪我教授太监，他自己则仿照宗教赞歌的形式创作了八首乐曲，并填上简短的中文歌词，起名《西琴八曲》。每当悠扬的琴声在宫中回荡时，万历皇帝就会想起这位来自西洋的神父。正是这些“欧洲方物”打开了利玛窦进入宫廷的大门，万历皇帝也因此对他赏识有加，允许其留居北京，赐给他宅第。在宅第的东边，利玛窦建了一座教堂，这就是北京最早的天主教堂，名叫“圣母无染原罪堂”，因为在宣武门内（今前门西大街141号），所以被称为“宣武门教堂”，又称“南堂”。清顺治七年（1650年），出生于德国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把南堂扩建为当时北京的第一大教堂。
贾后疃天主教堂
清嘉庆年间，通州贾后疃有一位姓贾的算命先生，在北京宣武门一带谋生，靠给人算命打卦挣点钱，勉强填饱肚子，生活十分穷困。有一天，他路经宣武门，走进南堂，因听神父讲道而着迷，于是立志加入天主教会并返回贾后疃传播福音，即传播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认为，“福音启示了天主所施行的正义，这正义是源于信德，而又归于信德”。贾先生先是给家人讲授福音的奥义并请神父来为大家领洗，后来随着结缘天主的人越来越多，村里的村民大部分领洗了。由于村里是由两大家族组成：贾氏家族和胡氏家族，村落里的姻亲关系使两个家族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亲上加亲，这对天主教在村里的普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贾后疃村成为民风淳朴、待人谦和、远近闻名的教友村。
清咸丰十年（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内地传教的大门被打开，各教会纷至沓来。他们尤其重视国都所在的京津冀地区。《中华归主》称，在封闭、落后的内陆地区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对教会工作而言，再没有比这个更有兴趣、更重要的地区了”。同治元年（1862年），法国传教士樊国良以《北京条约》所许特权，开始在京津冀地区传教，他后来担任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主管京津冀三地的天主教事务。同治十二年（1873年），樊国良主教派王神父等人到通州传教，先后在贾后疃、牛牧屯、通州西门外建天主教堂。
贾后疃天主堂（圣母无染原罪堂），同治十二年由王神父（绰号马棒王）监工兴建，位于北京通州区潞城镇贾后疃村，东临潮白河，西与大运河距不足5千米。主要建筑包括天主堂、圣母山、宗徒广场等设施，罗马式风格。天主教堂面向东，纵深约30米、东西10多米、高14米，是北京教区郊区堂口中的第一大堂口，为北京东部最大天主教堂，在宗教节日期间，可容纳近千人。教堂门上部顶端高立十字架。“十字架”源于拉丁文Crux，意为“叉子”，耶稣受难的刑具，由两根木料相交叉而成，形状近于汉字“十”，中文译作“十字架”。天主教相信，耶稣为救赎人类，被钉十字架而死，因此尊十字架为信仰的标记，以十字架为神圣的记号。信教人进堂、出堂、祈祷前后和饭前饭后、睡觉前和起床后及遇险、受诱惑时都要画十字。
教会标记：苦像
然而，一些混入基督教中的地痞流氓仗势欺人，横行乡里；特别是近代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疯狂侵略、野蛮掠夺，激起了中国广大农民的奋起反抗。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爆发了。京津冀地区，包括通州贾后疃等天主堂遭到义和团重创。此时，身为天主教驻京主教樊国梁就在北京西什库教堂，他从法国公使馆调水兵修筑工事，武装守卫西什库教堂。清军和义和团围困西什库教堂，樊主教率领教徒抵抗，击退义和团多次进攻，但北堂严重受损。八国联军入京后，樊主教为联军提供一批教士和教徒充当翻译。另外，因为义和团民杀传教士，樊国梁要求法国公使对华索取精神赔偿，后来成为《辛丑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樊国梁回到西欧，大受罗马教廷赞扬，赏以“宗座卫士”的梵蒂冈最高荣誉头衔，还受到法国总统和外交部长的宴请，法国政府亦授以十字荣誉勋章。第二年，他返回北京西什库教堂，派李神父重新整饬通州地区贾后疃等地的天主堂及教会事务。重新整饬建立的有西集牛牧屯天主堂和漷县龙庄天主堂。
牛牧屯天主堂位于北京通州区西集镇牛牧屯村、大运河北岸，东临潮白新河与河北香河县接壤；又名圣若瑟堂，重建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文革”期间被拆毁，1988年重建，1989年由傅铁山主教祝圣并启用。教堂占地面积158平方米，附属房屋9间。外表红砖，堂内朴素洁白，窗明几净，宽畅明亮。
凡带有耶稣被钉雕像的十字架称为“苦像”。在苦像上端十字架竖木上有一个牌子，牌上有“INRI”四个字母，这是拉丁文Iesus Nazarenus Rex Iudeorum的缩写，意思是“纳匝肋人耶稣，犹太人的君王”。根据《若望福音》记载，耶稣被判钉十字架时，比拉多写了一个牌子，放在十字架上端。这在当时是耶稣的罪状牌，以后，教会认为这牌子上的话实际说明了耶稣的真正身份。教会举行弥撒时，在教堂“弥撒间”或祭台上，必须有苦像，以表明弥撒圣祭是耶稣加尔瓦略山十字架祭献的重演。在圣周五“主受难节”的礼仪中，教友们朝拜十字架时都要“亲苦像”；平常信友们也有“亲苦像”的热心习惯。
牛牧屯天主堂圣母山
牛牧屯天主堂的主保为圣若瑟。在玛利亚与若瑟寻找失踪之耶稣的故事中，他们“都一直担心地在找”，道出了天下父母心。圣若瑟是“义人”“明智的忠仆”；也指出他的身份与使命：圣若瑟是圣母的净配，守护圣子耶稣。除圣母外，圣若瑟在基督的救世工程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也是教会敬礼圣若瑟的理由，并奉他为普世教会的主保。
天主教会还奉圣若瑟为“临终主保”，称为“大圣若瑟”，由于圣若瑟是“善终”的主保，而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非常注重生死的精神意义，即慎终追远，所以中国教友对圣若瑟非常敬重。每到3月19日这一天，圣堂和教友们都会自发组织各种活动庆祝圣若瑟瞻礼。
在通州区的最南端靠近河北省界，今漷县镇龙庄村南，有一座在北方农村平房院落中耸立的教堂，高高的尖塔指向蓝天，很是壮观。
这是2004—2005年，通州区政府出资20万元修建的龙庄天主堂（圣母无染原罪堂），圣母山是刘谦逊神父带动全村教友捐献建立的。
除十架被称为“圣号”外，天主教的“圣号”还有两种，一种是“JHS”与一个“拉丁十字架”的组合，另一种是“X”与“P”的组合。在“JHS”中间加一个“拉丁十字架”：“JHS”是拉丁文“Jesus（耶稣）Hominum（人类的）Salvator（救主）”的缩写，十字架表示耶稣死于十字架上救赎了人类；在X上加P代表“基督”，是希腊文“基督”一词开头的两个字母，也可以译成Paxchristus，即“在基督内平安”。这两种“圣号”在教堂门上、礼仪服饰、经本及祝圣用的大面饼上都可以看到。
龙庄天主堂圣母山
龙庄天主堂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一年，派李神父重新整饬通州地区天主堂的樊国梁病逝于北京。樊主教在北京生活35年，自称是“老北京”，著有《北京：历史和描述》。他在书中描述当时京津冀地区的交通：“舟船、马车、轿子、母骡拉车都可以当作交通工具；牲口、役畜大多吃苦耐劳，公路上、客栈里的趣事也不少。坐船从天津到通州，一切顺利也得三天光景。牲口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毛驴，因为它们是穷人的朋友；赶路夜宿，旅客会发现客栈的条件很差，很难入睡，除了四五十头驴、骡奔跑、打斗的声音及马车夫、客栈老板、小商贩的喧闹声之外，还有一种奇怪的噪声，第一次听到时会让人十分惊讶，那就是守夜人拿的东西，摇转时会发出嘎嘎的声音……”
以上说的都是老通州的天主教堂，那老通州还有其他教堂吗？
老通州有一座与崇文门堂非常类似的新教教堂，在通州新城南门以西，今通州党校院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美国基督教新教牧师都春甫以“殉道有福”为名，向清政府索取赔偿和城内外大片土地，其中包括原潞河中斋以南的土地和通州城内的土地，以后统一被称为“南地”。不久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一座教堂，命名为“证道堂”。
通州证道堂四面灰色砖墙，多扇尖拱顶或圆形窗户，配以彩色玻璃，主堂可容千余人同时礼拜。副堂在主堂西侧，与主堂以木吊扇隔开。南侧正面两端，各建有二层和三层塔楼，塔楼一层是入堂的东西大门，东塔楼有大钟一口，塔楼楼顶方型红色，俗称“红尖楼”。主堂是礼拜集会和举行大型活动的场所，副堂为小型聚会所用。信教者在当时城里城外皆有，以新城南门一带最多。
老通州人、冯玉祥夫人、新中国第一任卫生部部长李德全，三岁就在证道堂受了洗礼；西部歌王王洛宾，当年在通州潞河中学读书时，经常参加证道堂的唱诗班。在清末与民国时期，证道堂是通州城内的高大建筑，其召唤教徒礼拜的钟声，全城可闻。
实在可惜，这座与崇文门教堂齐名的通州证道堂，在1977年被拆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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